自柳苏先生1989年4月在《读书》月刊上发表“劝文”《你一定要看董桥》后，我就在“二十四桥明月夜”，等着“董君何处教吹箫”了。在快十年光景里，意恐别人讥笑“交谈不说董桥记，纵读诗书也枉然”，所以，当陈子善先生集中“火力”“命令”——“你一定要看董桥”时，我拥有数目可观的“董桥文集”：《乡愁的理念》、《这一代的事》、《董桥文录》、《书城黄昏即事》、《董桥小品》，还有与《你一定要看董桥》（陈子善编，文汇出版社出版）一起出版的《文字是肉做的》，似乎有点三日不看董桥不知文字味也，该算“董迷”了吧。《文字是肉做的》最近才买到。
我虽算不上蛀书虫，但也不是藏书柜。书买回家就得看，当晚就翻阅起《文字是肉做的》。
“无缘对面手难牵，有缘千里来相会。”真是有缘吧，书中《叫鲁迅太沉重》一文的第一句就是“阅《大公报》见杨庆春《夏日断想》一文，说一位内地中学语文老师认为中学语文教材收鲁迅文章太多了。”我该为拙文能被藏书家、书评家、散文家董桥先生所指点，沾沾自喜、孤芳自赏半天吧。且慢！董先生继续引用着：“杨氏说：‘时代在变化，教材内容要更新。我不否认鲁迅作品的意义。但我认为，无论对于教师备课还是学生接受而言，鲁迅都过于沉重。’”还未读完这一段话，我就有些高兴不起来了。紧接着，董先生行文如行云流水，议论似快刀斩麻：“所谓‘过于沉重’，想来是指鲁迅作品所涵容的时代意义，包括他的杂文所宣示的斗争精神。纯粹从语文的观点看，鲁迅的作品肯定可以列为范本。他的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得好；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文，恐怕失之悖逆。当然，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，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、吹捧、研究、诠释，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。”我怎么高兴不起来呢？“杨氏”认为“鲁迅太沉重”，中学语文教材收录鲁迅文章不宜太多，董先生帮“杨氏”分析找到了“鲁迅太沉重”的原因，“杨氏”有眼就要识“泰山”，兴奋起来才是！我没有理由“喜心翻倒也”，董先生应验了自己说的：“字里行间讨生活谈何容易，古今中外处处是触目惊心的筋斗。”这里“杨氏说”其实不是杨氏说，而仍是那个语文老师说。
假若董先生只读这一段后就有感而发，著文《叫鲁迅太沉重》，且认可“杨氏说”，我无话可说，也觉情有可原。如果董先生继续读了第二段，还以为那是“杨氏说”，我就有话要说。请看拙文第二段：
时代变成卡拉0K、金店金宴，教材旋即更新为OK唱法、“金饰学说”？有如此教师，年轻学生宁愿在周作人式的“静静的独白”中感受安逸，少男少女每天抄录“美文”如痴似醉，闲适、潇洒、轻飘的“个人笔调”大行于市，也就毫不奇怪了。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，你所肯定的鲁迅作品的意义又能是什么呢？
读到此，诸君判断，那“杨氏说”还是杨氏说吗？第三段写着：“‘过于沉重’的鲁迅能提供给思想者的总是‘磨脑’的沉重，而轻飘者既享受不了这‘磨脑’的锻炼，亦享受不了思之快乐！”
我既然不能认可那“杨氏说”是杨氏说，自然也不会认同“杨氏说”后的“董氏论”了。
董先生认为鲁迅的“长篇短篇小说尤其写得好；杂文里那股火辣刻薄的笔调倒未必适合选入课文，恐怕失之悖逆”。鲁迅的长篇小说如《阿Q正传》、短篇小说如《孔乙己》也都是被内地中学语文课本选录的，其笔调不同样是“火辣刻薄”吗？为什么杂文选入课本，就“悖逆”了呢？
董先生说鲁迅沉重未必完全出自鲁迅的文字，原因是“后人对他的作品的重视、吹捧、研究、诠释，在在增加了鲁迅文字的重量”。由此举证说“鲁迅笔下文字向来‘周鼎’，手抄的这部《游仙窟》竟成了‘康瓠’，实在好玩”。意思是——你看，对于《游仙窟》这样一部描述士大夫文人狎妓享乐的唐人传奇小说，鲁迅都爱不释手，竟然手抄，鲁迅多么轻松自在，逍遥自乐呀！轻松自在的鲁迅怎么又全是写出“过于沉重”的作品呢？逍遥自乐的鲁迅怎能不把《游仙窟》手抄成“破裂了的空瓦壶”呢？其实，不同的人生，阅读《红楼梦》，必然读出不同的人味。所以，有人抄写《游仙窟》抄出妓女的血泪，有人捧读《游仙窟》却读出嫖客的淫乐。但我认为，鲁迅手抄此书，只是出于版本的稀少，出于对底层百姓深深的同情，出于对民瘼的一种疗救和针砭。至于是否像董先生所说的“大概真的是练好文章的秘方”，那也只是一个“大概”。这种“诠释”，就教于董先生，算得是对鲁迅的“吹捧”么？
沙叶新先生在《秋笳悲咽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如今鲁迅也被某些作家嗤之以鼻了。”“如今之鄙薄甚至糟践鲁迅是何病理？也许是神态失常，反正有病。”董桥先生是一位洒脱而不失沉稳的作家，但他对一篇谈及鲁迅的文章甫读辄止，文兴大发，把自己认为“鲁迅太沉重”的理念强加于原作者，就事议事，我以为董先生有些强词夺理。如今的中国，不尽是人人有闲有钱去喝“下午茶”的中国，轻松的自然轻松，沉重的自然还沉重，而让在轻松的环境里成长的中学生，多接受一些沉重的话题，未免不是未雨绸缪。董桥先生能以为然否？
 |
